1898年，对于鲁迅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年，他不仅把名字由原来的周樟寿改为了“周树人”，还在经过考量后，决定离开浙江绍兴老家，前往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求学。

这年，鲁迅虚岁18岁，实岁17岁。

鲁迅是个孝子，此时他的父亲周伯宜刚刚过世两年，其母尚在悲痛无助中，他为何突然在这时候毅然离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鲁迅实际早在他的著作《朝花夕拾》第八篇《锁记》里讲到了。只是，鲁迅并没有说得太具体，他只说：

“本家叔祖母一面教唆他可以窃取家中的钱物去花用，一面就散布谣言，说他坏话。”

实际上，除了《琐记》中“点到为止”的叔婶母的这类事，在这之前五年，鲁迅在老家累积了很多的“类似”恶心、难受、痛苦事儿。正是这些，让他最终下定决定离开绍兴跑到了外边。

鲁迅离家前的第五年，即1893年，这一年，周家发生了大事：“鲁迅祖父、翰林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

在旧时代，科举舞弊可是重罪，清朝的很多科场案一次下来能杀戮几十人，就连交通关节的人，也常有被判处死刑的。好在，清朝末年，科举舞弊抓得没那么严了，但周福清依旧免不了被革职、下狱。

这桩大案出来后，周家地动山摇，衙门方面骚扰的同时，亲戚本家的嘴脸也都显现出来了。为了不牵连鲁迅兄弟，大人将他们兄弟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

此时的鲁迅刚刚12岁，正是敏感时期，这种时候家里遭此大难，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后来，寄住在大舅父怡堂处的鲁迅，曾在这里被人称作“讨饭”，即乞丐。鲁迅听了这话后很受刺激，小鲁迅四岁的弟弟周作人曾在书籍《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这样讲述这段过往：

“他们说他（鲁迅）讨饭，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加上后来本家的轻蔑和欺辱，造成他的反抗感情，与他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很有关连的。”

鲁迅与周作人

好在，鲁迅在他大舅父家仅仅待了几个月，而且这几个月，也不全是不愉快和空虚无用。身为富家少爷的鲁迅在此间，初次感受到了人情冷酷，同时，他还接触了版画和小说。周作人后来说：

“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影写（描摹）了《荡寇志》的全部绣像。这个模写本总数一百多页，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

从周作人的叙述便可知道：鲁迅在皇甫庄的全部时间，几乎都在写写画画。鲁迅在用这种方式排解他的苦闷，但这种排解也间接培养了他的艺术才华。鲁迅一生对木刻版画极其感兴趣，也是源于此。

大概五六个月后，因为鲁迅寄居的大舅舅家搬家的缘故，鲁迅跟着舅舅住到了小皋埠。在这里，因为认识了邻居“友舅舅”的缘故，鲁迅开始喜欢上了小说，他常常和友舅舅借小说看。

风头过后，鲁迅和弟弟都回到了家里。回来以后，周作人发现鲁迅有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喜欢买新书，一个是继续影写图画。这两个爱好，持续了一生。周作人还发现：从这以后，鲁迅买新书不仅仅是买小孩看了玩儿的图册了，他开始买现今所称祖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了。

鲁迅家道中落以后，他家的主要收入来自二十多亩水田所得的租谷，但这个租谷也仅够一年的吃食费用，平常还好，若家里有些急难事，那经济就会相当困境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得了重病了。病后，周伯宜不仅常吐血，还双脚发肿乃至无法走路，后来，肿胀逐渐胀到肚腹。起先，医生认为是肺痈（现今的肺结核），后来医生又认为是臌胀。

父亲生病期间，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变得异常忙碌了。他一面要读书学习，一面要帮家务，一面又要跑街。鲁迅家离街上有五六里路，在那交通并不发达的年月，他不得不经常走一小时来回。

鲁迅跑街经常是三件事，一是抓药，一是买办，一是去当铺。之所以买办也要鲁迅亲自跑，自然因为家里请的帮工太老实，买东西经常“不在行”：货色差，价格还贵。

鲁迅亲自上街买办也难免被坑，这是因为商人除了欺侮乡下人赚钱外，还会恭维少爷老爷，只是手段不同一点罢了。

“上街给父亲买水果”也是鲁迅的差事，不过，这种买办稍微好些。和水果店主熟了以后，他们还尊称他为“小冷市”（少掌柜），这让鲁迅心里分外好受。

鲁迅上街最不喜欢做的差事是第三件：去当铺。周伯宜病了后，周家经济一落千丈，为了给父亲抓药，鲁迅免不了要拿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当钱。

清末的当铺，表面是“惠民”，实际上是高利贷的一种。你当出去的东西必然贱价，而一旦你要赎回，则必然是几倍甚至几十倍不止。

当铺定然是鲁迅最不欢喜的存在，别的不说，单只说“设备”，就够吓人了。每个当铺的店面都很特别：进当铺时，得经过一个坚固的墙门，然后走过小门，看到一排高得异乎寻常的柜台。

民国当铺

当铺柜台有多高呢？这点，周作人曾做过详细的描述，他说：

“（柜台）大抵普通身材的大人站上去，他的眼睛才够得着看见柜台面吧，矮一点的便什么都看不见，只得仰着头把东西往上送去。”

鲁迅的身高不高，可以想见，站在这样的柜台把东西往柜台上送时，他一定是非常吃力而且觉得心里憋屈的。

关键，绍兴当地当铺的伙计徽州人居多，他们在当地被称为朝奉，因本身自高自大，加上依恃主人是地主土豪，来当的又都是穷人，所以总显出一副傲慢的神气。鲁迅和这些人打交道，难免受白眼和嘲讽。

当铺的所用的“当票”也很让鲁迅受不了，这些当票票面原印有简单规则，可当铺为了“含糊其辞”，特意将介绍规则的字弄得异常模糊。当票空白处的物品和钱数，则使用比草书还难看懂的“草字”。

至于当票上的措辞，那就更加奇葩了，如是一件羊皮女袄，票面上的字读出来便是：“光板无毛破皮袄一件”。如果是银饰品，票面则写“云低银”类似。这样一来，每次鲁迅上当铺时，拿去当的明明是最值钱的物件，可票面上显示的却是“破铜烂铁”一类。

当铺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欺诈客户。

相比去当铺，上药店抓药也同样让鲁迅难受。父亲生病的三年间，鲁迅是药店的常客。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可那些所谓的“名医”却始终未诊断出他究竟是什么病症，这让鲁迅觉得非常沮丧。

鲁迅

与此同时，“名医”的药方也让鲁迅头痛不已。鲁迅在《朝花夕拾》第七篇《父亲的病》中对此有过详细讲述，他曾这样写道：

“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

至于鲁迅口中的“难得的药引”，则真真令人大开眼界，单就鲁迅文章中提到的“奇药引”就有：“原配蟋蟀一对”，“经霜三年的甘蔗”，“平地木十株”等等。

鲁迅是个孝子，所以即便名医所说的药引他闻所未闻，他也会设法去找寻。这些药引都是极难找寻的东西，单就找“平地木十株”就让鲁迅费尽了心力。

《父亲的病》里曾详细讲述过鲁迅寻找“平地木十株”的过程，最初，因为不知道这个药引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只得各方打探。可他问了药店，问了乡下人，问了卖草药的，问了老年人，问了读书人，问了木匠等等，他们全部摇头了。

一筹莫展之际，鲁迅想起了一个远房叔祖，他想起此人爱种花木。跑去一问，叔祖果然知道。原来，这“平地木十株”说的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 “老弗大”。

鲁迅为父亲寻药的具体过程，他没有太多赘述，但后世不难想象他曾为此做的努力。“药引”尚且如此麻烦，具体的药就更加了， 鲁迅在《父亲的病》里写过他找一种叫“败鼓皮丸”的药丸的具体。

民国时期的药店

可叹，鲁迅即便把这所有的稀奇古怪“药引”、药物全找来给父亲服下了，父亲的病却也丝毫未见起色。此时的鲁迅终于对“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也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认为，名医之所以开出这些稀奇的“药引”，目的显而易见：让人找不到药引，从而掩盖自己医术不行的事实。

鲁迅在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后，也终于看明白，这些所谓的“名医”，无非是各种想法赚取病人的钱财罢了。

最让鲁迅哭笑不得的是，这些名医见自己的伎俩被识破之后，还会来一句：

“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名医这话，鲁迅和父亲周伯宜都听明白了：这是让他们求神呢！鲁迅和父亲听到这话后的反应一致：沉思一会儿后，摇头。

眼见父亲病情一天天加重，一直在旁边照顾的鲁迅心疼极了。看到父亲喘气颇长久，听得很吃力的鲁迅竟会想：“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

可鲁迅毕竟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这样想完后，他心里又分外难受，《父亲的病》里他曾说：

“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1896年，即鲁迅15岁那年，年仅35岁的周伯宜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周伯宜去世那天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这个精通礼节的女人告诉鲁迅：“你们不应该空等着……”

于是，鲁迅便在衍太太的指导下：给奄奄一息的父亲换衣服；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今天的世人都知道，人死前要尽量地平静，这样才能减少临终者的痛苦。可年少的鲁迅却因为不懂这些，竟在衍太太指导下不断地“折腾”父亲。

父亲快断气时，衍太太竟还逼着鲁迅“喊魂”，其目的是为了从死神手里把父亲抢回来。鲁迅当时六神无主，也只得听衍太太地大叫“父亲，父亲”。

衍太太不断催促鲁迅大声叫后，鲁迅看到父亲原本平静的脸忽然紧张了起来，他的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衍太太见状却丝毫不觉得自己给临终者造成了痛苦，她继续一个劲催促鲁迅：“叫呀！快叫！大声，大声！”

鲁迅于是继续大声叫道：“父亲！父亲！”

这时候，鲁迅看到父亲脸上的痛苦更多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低低地道：“嚷什么呢？不要嚷……不……”

周伯宜听着鲁迅的哭喊急喘着气，他看起来很难受。直到好一会后，周伯宜才终于恢复了原本的平静原状。可鲁迅却还在大声地哭叫“父亲，父亲”，一直到他完全咽气。

少年时，鲁迅以为“真的是自己喊魂声音不够大，才导致父亲离开”，可留学日本，对医理等等有了系统学习后，他才知道：自己当日的叫喊，是在给父亲增加痛苦。《父亲的病》一文的最后一句里，他用近乎忏悔的语调写道：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鲁迅

周伯宜离世的最大遗憾是：“没能完成重振家业的责任”。父亲死后，年仅15岁的鲁迅，毅然将这个责任扛到了肩上。

自然，父亲死后的葬礼，也是由鲁迅牵头主持。那几个月里，鲁迅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也是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封建的丧葬习俗各种有多么地繁琐。

父亲死后，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不得已代表自己这一家和族人中的十多户族人议事。既然周伯宜已经死了，鲁迅这些名义上的长辈又怎会对他客气呢！这期间的鲁迅，不断被“长辈们”逼着表态。其目的，自然是为了能夺取更多的利益。

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

可怜鲁迅一面承受着丧父之痛，一面要承担重振家业的责任，一面还要被家族的长辈欺侮。此间的鲁迅，真真见识了人性险恶、世态炎凉。

正是在父亲去世这年，鲁迅开始记日记，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离世。鲁迅记日记，一来是为了记事，二来，多是为排解心中的苦闷。

无疑，“丧父”是鲁迅一生的分水岭。父亲的离世，意味着鲁迅世界里的“权威、秩序、纪律的消亡”。对任何人而言，父母都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束缚”。一向对鲁迅严苛的周伯宜，对鲁迅的束缚程度是极其深的。

鲁迅曾在《五猖会》对父亲的严苛表现出了不理解，他写道：

“期盼已久的迎神赛会终于来了，可临出发前父亲却命令我背《鉴略》，虽然我最终完成了父亲的任务，但出发前的兴奋劲却一扫而尽，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父亲的严苛管制让鲁迅喘不过气，也让他在做事时有了更多顾忌，毕竟，他是个孝子。

来自父亲的束缚没有了之后，鲁迅颇有点像“冲破了封印”，他后来敢于批判封建礼教、传统，也基于“代表权威等等的父亲之死”。

另一反面，传统中医的欺诈、族人的欺凌、封建礼教对他的迫害等等，也加剧了鲁迅内心的反叛意识。

鲁迅

所以，父亲死去一两年后，他果断放弃了当时一般读书人的三条路，即读书做官（科举）、做官僚”“幕友”(俗称“师爷”)、经商。他毅然选择了当时最被人看不起的一条路：进“洋学堂”。

在当时的中国，进“洋学堂”，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

1898年，17岁的鲁迅揣着母亲鲁瑞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这是鲁迅人生第一次远离家乡和亲人，离开时，他的心情自然非常复杂，一面他对故乡有怨恨，一面他又有不舍。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这样刻画离家时的鲁迅：

“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

28年后，昔日离家的少年已经成为了闻名海内外的“鲁迅”，他与自己的故乡已渐行渐远。在这之前几年，他还毅然卖掉了绍兴祖宅，并在北京八道湾安了家。就在那一年，鲁迅最后一次回绍兴，而这次回来，他仅仅是为了：接母亲回北京定居。

这最后一次与故乡诀别时，鲁迅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小说里写了一段话，以表达他对故乡的情愫，他说：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鲁迅绍兴故居

也是在看了这段描述后，世人才恍悟：鲁迅并不恨故乡，他虽在文中将故乡叫做“S城”，也嘲讽故乡人。但在他的记忆深处，故乡依旧是美好的象征，所以，他才会“时时记得”，才会在看到它“没有活气”时，“禁不住悲凉”！

也因此，鲁迅才会在1921年写作的代表作《故乡》里，满怀深情写下诸如“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少年项带银圈，手捏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等等的美好字句。

《故乡》插图（少年闰土）

无疑，鲁迅在借《故乡》将他对故乡美好的记忆：化为一种寄托，甚至在失望中重构精神家园！这样的鲁迅是强大的，也是温暖的，当不愧为世人眼里的“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