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3月17日讯，“我们不能就香港谈香港，而应当放在全球大格局与历史大趋势中来评估。全球此前共经历四次产业大转移，作为产业转移的亲历者，香港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日谈到香港时感触颇多，也引发了他对全球大格局和历史大趋势的思考。

　　受到疫情及加息周期冲击，港股连续4年下跌，IPO活动因市况转弱而大减，外界近期不时传出唱衰香港的论调。然而，巴曙松指出，单以港股表现就否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十分片面的，香港作为联系内地与全球的桥梁角色未曾改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依然稳固。香港应发挥自身的专业服务优势，承担起内地企业出海布局的支点作用。

　　香港应把握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机遇

　　巴曙松认为，香港应该抓住第五次产业大转移的机遇。他提到，第一次产业大转移由二战期间的英国转移至美国；第二次产业大转移发生在1960年代，成就了日本和德国的战后经济奇迹；1980年代的第三次产业大转移，受惠者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第四次产业大转移发生在21世纪初的中国内地。

　　结合以上四次产业大转移的经验，巴曙松认为香港应该寻找适合自身的成功之路。在这四次转移中，香港以不同程度参与其中，并不断促进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朝高端产业转移。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全球产业大转移，将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中东和南美等新兴市场。作为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香港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受到深刻影响。

　　对于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巴曙松认为关键在于洞察这次产业转移的趋势，找到适合自身的成功之路。在当前碎片化发展的全球格局下，内地企业开拓境外市场成为必然选择。对于香港来说，通过其专业服务优势，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好的海外支持是可行的。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香港也是内地企业的战略支点。通过香港作为跳板，内地企业可以扩展至中东、东南亚和南美等地区。在第五次产业大转移中，香港可以寻找投资机会、支持技术升级和重塑产业链，这些都为香港带来巨大的专业服务需求空间。

　　单以港股表现就否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巴曙松眼中是十分片面的。

　　“香港作为一个多功能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只体现在股票市场”，在巴曙松看来，“过去几年间，美联储激进加息带动香港上调利率，当然对股市估值产生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在加息周期中，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扩大了，经营状况取得不俗成绩。”

　　对于外部抛出的“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论”，巴曙松认为，在第一次全球产业转移时，英国也面临着“伦敦玩完”的质疑；美国产业大规模转移到日本时，也涌现出“日本会买下美国”的忧虑。但事实上，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伦敦与纽约仍然保持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格局的变化带来压力，同时也带来机遇，关键在于怎样应对，这才是当下香港需要思考的问题。

　　巴曙松还介绍道，以前港股市值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地产、基础设施等传统行业。如今经过多次上市制度改革，上市公司中新经济股票的融资比例超过60%。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生物科技公司，而香港已经成为亚太生物科技融资中心。

　　此外，香港还拥有丰富的保险产品和服务，2023年内地客新造人寿保险新增保费同比增长了27倍；香港资产管理金额超过4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同时，香港还是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仅次于内地的亚洲第二大私募管理中心。

　　担纲“超级联系人”是香港用武之地

　　巴曙松提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积极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他认为，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同时也是内地企业的战略支点。通过香港作为“跳板”，内地企业可以辐射至中东、东南亚及南美等地区。在第五次产业大转移中，寻找投资机会、支持技术升级、重塑产业链，这些都为香港带来巨大的专业服务需求空间。

　　帮助内地企业出海、担当“超级联系人”，更是香港的用武之地。巴曙松指，香港与内地的互联互通已有十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外界期待“2.0时代”能有更多拓展升级，涉及优化交易机制、延伸投资地域和拓宽资产类别。他建议，若有条件把互联互通的成功经验拓展到更多更广泛的金融产品领域，如金融衍生品、大宗商品、保险等领域，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少企业有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香港可着重挖掘相关机遇，吸引内地转移到东南亚、中东、南美等地企业上市融资，同时也推动了香港上市公司的国际化比例。内地经济在产业重组过程中，一方面对外迁出了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对内也有着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香港应当积极参与其中，在支持内地科技企业上市融资之余，也要凭藉自身的国际化优势，逐步成长为全球科技企业的区域研发中心。